杜当家

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前，干部下村吃老百姓的饭要付帐，真是廉洁从政，干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，但社会是一坛死水，没有活力。不是廉洁不好，而是政策太死板。

    1981年农村普遍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，生产力得到极大地发展，广大农民扬眉吐气，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，可以说跃过了半饥饿的死亡线，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。从此以后，干部下村在老百姓家里吃饭，老百姓拒绝收费。过去也有人拒绝，但那是微乎其微，如今是普遍如此。大约从建国初期到1970年，一人每吃一顿饭付3两粮票，一角钱；70年代以后到承包责任制落实这段时期，每人一次付3两粮票，一角五分钱。承包责任制以前一切是死板硬套的，那种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人的自由“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其余的都是目。”没有言论自由，说错一句话，就可能挨批斗。上午在斗争别人，下午就有可能挨别人的批斗。互相尔虞我诈，互相抓小辫子，整得人人自危，人人恐怖。仅仅有一样好处，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声音，上面怎么说，下面怎么做，一以贯之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条件下，搞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工业学大庆”、“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”特别是搞农业学大寨，巫溪在县委书记董家琦的领导下，改天换地，全县搞了那么多坡改梯；之后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，人工修通了通乡公路。如果上级不搞瞎指挥，每次决策都百分之百正确，我们这个国家的变化就可大了。但一些错误的决策，祸国殃民，真是不敢回首。我们的党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霾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积极性，实行改革开放，把国家和人民群众都富裕起来了。

    求真务实，在他工作过的地方留下了痕迹

    1978年在高楼任书记时负责本辖区内（现天元乡境内龙滩河至象坪村沙坝）12公里的通乡公路的建设，在打狗钻洞的岩方时，爆破员潘相林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引爆一个小炮（装有20多公斤炸药的罐子炮），点了火躲避了好一会儿怎么不响炮，于是，小潘去观察，刚走拢炮就响了，把个小潘炸成了飞得满河滩都是块状的烂肉，最大的只有碗大的块块了。事故发生后，公社书记杜正相亲自带人一起怀着沉痛的心情，用手将小潘的肉体一块一块的捡起来，捡了一撮箕，买了副棺材将小潘安葬了。干部群众擦干了眼泪继续修路，终于在1979年秋天修通了通乡公路。

    1982年至1987年在天元当党委书记，架通了枷档湾河连接天元村与阳坪村的铁索桥，解决了千百年来人们过河难过河苦的困苦。这座索桥20多年了，虽然多次整修，但它的基础仍然很坚固，两岸的龙门架子巍然屹立，它象一座丰碑一样记载着一个党委书记的业绩。我2002年6月至2009年8月在该乡任党委书记，桥板换了两次，并且将两岸的龙门架子用水泥沙浆进行敷粉，以便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

    天元场镇饮水千万不要忘了我大伯，是他修建的取水池，是他首先把自来水引进了场镇，虽然后来几经改造，到我手上又重新更换了管道，但那初始引水之人是我大伯，中间的过程总是要被淘汰的，但创始人是不应该忘却的。我大伯留下的东西是永恒的。

    二婚三子一女皆成才

    大伯1953年12月与本村女青年李相兰结婚，1954年12月4日生了白白胖胖的大儿子杜发容（高中毕业后在山西当兵，副团职干部转业到山西省平阳市广电局工作。）；1959年3月17日生育二儿子杜发东（在本县凤凰镇村建所工作）；1960年8月某日，李相兰带着5岁多的大儿子在沟边一棵板栗树上去为儿子打板栗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板栗树翻了兜（根），李相兰意外死亡。怎么办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自己要工作，对于大伯来说真是苦不堪言。1961年2月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找到土城公社五峰大队女青年田恒桃并与其结婚，这个后妈善待两个孩子，视前娘生的孩子如同己出。1970年10月13日又生一子取名杜发富（在电力公司工作）；1973年6月19日后妈生了乖女儿杜发敏（初中毕业因患脑膜炎治愈辍学，随大哥发荣在山西某地工作并安家。）。大伯说：女儿生病没能继续读书，当年是想女儿多读点书后当个医生，这没能如愿，是他的遗憾。我安慰大伯说：您已经尽到了当父亲的责任了，您的儿女都成人成才了，有的干部的子女一个都没培养成才，那不更是遗憾吗？说罢，我们两伯侄相视一笑，都感到十分坦然。人啊！做任何事只要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就问心无愧了。　　　　大伯患心肌梗塞抢救及时起死回生人健在

    2010年3月大伯忽然感到心力不足，十分难受，到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，过了几天，医生说要及时转院到重庆西南医院去治疗，于是，四个子女找救护车连夜把父亲送往西南医院，好得送得及时，心血管闭塞，在心脏做了三个支架，让闭塞的血管通血。做手术花了9万多元，公费医疗报销了一部分，其余的由三个儿子主动认购，大哥承担得多一点。我们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就是患心肌梗塞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，我大伯居然还活过来了，这是医术的进步与大伯的福气，还有儿女们的孝道，让我大伯延年益寿了，愿大伯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，永葆杜当家的风采。